《双芎记》上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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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个镖师，在秦岭遇了风寒，回来后关节肿得像馒头，痛得直打滚。李郎中用蜀芎配独活、牛膝，三剂就消了肿。镖师说：“喝药时，觉得一股热流在骨头缝里钻，像有东西在敲碎瘀块。”李郎中解释：“蜀芎的结节里藏着劲，能钻透老瘀，抚芎就没这股钻劲。”

抚州的陈大夫，则常用抚芎治“外感头痛”。有个书生冒雨赶路，头痛得像要裂开，陈大夫取抚芎三钱，配荆芥、防风，煮水喝下，半个时辰就好了。“这抚芎直来直去，能把表邪直接散出去，”陈大夫说，“要是用蜀芎，劲儿太猛，反倒会引邪入里。”

有年瘟疫，两地医者交换药方，发现蜀地用蜀芎配桃仁治“瘀热证”，抚州用抚芎配紫苏治“气滞证”，效果都好。“这就像蜀地的辣子和抚州的豆豉，”李郎中笑道，“各有各的味，各治各的病，换不得。”那时的他们，虽说不清“栽培变种”的道理，却从临床中摸到了规律：团块的蜀芎偏于“破”，直条的抚芎偏于“散”。

第四回 典籍初载 形态定名分

清代乾隆年间，钱塘（今杭州）有位叫赵学敏的学者，正在编撰《本草纲目拾遗》。他收集了天下的草药标本，当蜀芎的团块和抚芎的直根摆在案上时，一眼就看出了差别。

“蜀地芎藭，多结节，状如拳，断面纹乱；抚州芎藭，形修长，如指，断面纹直。”赵学敏在案头写下这行字，又让药农描述两者的生长：蜀芎在红土中盘根，抚芎在黑壤中直生；蜀芎需两年才能长成团块，抚芎一年即可成直根。“此非产地之异，实乃种类之别，”他在《拾遗》中定论，“抚芎与川芎，形性殊，功效亦别，不可混为一谈。”

消息传到蜀地和抚州，秦团翁的后人秦册翁，把《本草纲目拾遗》的记载抄在竹牌上，插在芎田边：“咱蜀芎是‘结节团块’，这是老祖宗定下的名分！”江直翁的后人江典儿，也在抚芎田立了块木牌：“抚芎‘直条形’，载于《拾遗》，非他芎可比！”

药农们更信自己的眼睛和手感了。蜀地药农收芎时，必选“结节多、团块硬”的；抚州药农收芎时，必挑“条直、头圆”的。有个外地药商想把抚芎当蜀芎卖，被秦册翁当场识破：“《拾遗》里写得明明白白，你这直根的，咋变也成不了团块的！”药商悻悻而去，从此再不敢造假。

第五回 农谚辨种 实践证其异

南北的药农，把区分蜀芎和抚芎的法子，编成了农谚，一辈辈传。

蜀地的谚：“三绕两盘成个团，红土里头藏半年；结节多来油点密，破瘀还得靠这团。”说的是蜀芎的生长和功效——在红土里盘绕生长，结节越多，油点越密，破瘀的力道越足。秦册翁教徒弟辨蜀芎，总要让他们攥着团块使劲捏：“捏不动的才是好的，一捏就软，定是没长够年份。”

抚州的谚：“一根直条入土来，黑泥里头长飞快；头圆尾尖纹路直，散气还得靠这枝。”说的是抚芎的形态和特性——在黑土里直生，长得快，直条的形态更利于散气。江典儿教儿子辨抚芎，总要量长度：“够一尺长，没弯没叉，才是正经抚芎，短了、弯了，药效都差。”

有个游方医者，走遍南北，把两地的农谚和《本草纲目拾遗》的记载对照，发现完全吻合：“农谚说的‘团块’‘直条’，正是《拾遗》辨别的核心；农谚说的‘破瘀’‘散气’，正是两者功效的分野。”他在《南北药考》里写道：“百姓的眼睛，是最准的尺子；实践的经验，是最真的典籍。”

那年冬天，秦册翁和江典儿在京城的药市相遇，各自带的芎标本被摆在一处。《本草纲目拾遗》的编撰者赵学敏正好路过，见两人的标本与书中描述分毫不差，笑道：“你们的芎，就是活的《拾遗》啊！形态不同，功效有别，这才是草木的真性。”

册翁和典儿相视一笑，忽然明白：不管是团块的蜀芎，还是直条的抚芎，都在各自的土地上，活出了最好的样子。那些写在书里的“区分”，不过是把药农们世代相传的观察，刻进了字里行间。而更深层的秘密——它们为何会有这样的不同，还藏在泥土里，等着更久以后的人，用更精密的“眼睛”去发现。

（上卷终）